邓小平印象记
回忆邓小平1985年与穆加贝的一次谈话
张维为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的。当时翻译室主任叫过家鼎，五十开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过”。他是一个视翻译质量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里一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他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中国女排在国际大赛中连连获胜，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带着一种挑战的眼神，老过对我说了这番话。“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过说，“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我对官衔不甚敏感，但听了这番介绍，还是振作了一下。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话似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感到了这是老过的压轴词。沉默了片刻，他提高了声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拓宽知识面，好好干”。
当时的外交部闹房荒，许多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还分不到房子，司长、副司长还都住在北京的筒子楼里，像我这样新来的年轻人哪有房子可分。“如果暂时没地方住，我看住在办公室也可以”，老过如是说。至此，我大致认识到自己已踏上了一条特殊的翻译道路，并因此而获得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第二天，我就把铺盖搬到了五楼的办公室，严格讲是办公室的打字间，安营扎寨，一连几年都以此为家，偶尔也有不灭的灯光，工作还算投入。
当时的翻译室每周都有一两次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主要是练习口译，常用领导人见外宾的谈话作为材料，练习汉英口译。政治学习一般都是先读一篇中央文件，长的大家轮流念。翻译室上海人不少，吴语口音的普通话，“积极开展”念成了“唧唧开展”，这还过得去。有时候音走得太远了，北方字正腔圆的大嗓门出来纠正一下，引来众笑。念完之后就是讨论。讨论很快演变成海阔天空的调侃，时有密集的信息交流和精彩的思想火化。正值思想解放的年月，翻译室的空气是少有的民主，再加上大家每天打交道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同事间什么都谈。许许多多新鲜事之外，邓小平也经常成为一个中心话题。当时正值中英香港谈判的关键时期，有时扯远了，老过会突然大声说，“到此为止，打住，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否则明天香港股票又要跌了”。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 穆加贝。2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穆加贝是1985年8月26日清晨6点20 分乘坐中国民航普通班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的。中方的陪同团团长是轻工业部部长杨波。这次除了穆加贝本人外，还来了包括外长在内的六位部长，都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的8号楼。白天中方没有安排活动，让客人休息。晚上6点，赵紫阳总理为穆加贝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了欢迎仪式，乐队高奏两国国歌，同时鸣放十九响礼炮。穆加贝在赵紫阳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检阅后，和赵紫阳一起拾级而上的穆加贝说，“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赵点头说，“毛主席讲过，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随后，宾主双方在东门客厅小歇。赵紫阳对穆加贝说，“听说你是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来的？”“对”，穆加贝点头。“中国民航的声誉不太好啊”，赵紫阳坦率地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民航声誉确实很差，所以才有后来大规模的民航改革，但中国领导人在谈到自己问题时的那种直率精神，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感佩。不过穆加贝摇摇头，以他一贯的坦率口气说，“我觉得中国民航班机服务很好，真的很好。”赵说，“大概他们知道你是总理，所以特别优待”。在场的人，除了穆加贝，都笑了。赵紫阳接着说：“从我听到的批评来看，中国民航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服务跟不上，二是误点比较多”。穆加贝还是不以为然，耸了耸肩说，“反正，我真是感觉中国民航非常好”。赵笑了，说道：“我们这里没有中国民航的人。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把你讲的话到处宣传”。赵的一席话把在场的人都说笑了。
晚上7点，宴会准时开始。过去宴会的方式是先由宾主分别致辞，然后通过口译进行现场翻译。后经过中国礼宾制度的改革，外交部直接把宾主双方的稿子都事先译成对方的语言，书面打印出来，放在餐桌上。这就省去了宴会上翻译占用的时间。赵紫阳很老练，在穆加贝站起来致辞的时候，把翻译稿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待他英文念到“今年我国农业可望获得大丰收”和“津中友谊万古长青”这两个地方时，“你就带头鼓掌”。我遵命，仔细聆听，待到穆加贝用英文念到这两句话时，我便分别带头鼓掌，一时间包括共和国总理在内数百人的掌声在大会堂宴会厅里响了起来。穆加贝微微点头向中国总理致谢，赵紫阳也把鼓掌的双手略微抬高，算是回礼。这一瞬间，我还真有一种引领世界新潮流的超现实主义感觉，以致后来，每听到《掌声响起来》这首歌曲，自己竟会联想起这段其实不太相干的插曲。
（二）
穆加贝1924年2月出生于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农民家庭。念过六年小学和两年师范，然后就在国内以及赞比亚、加纳等国的中、小学任教，前后约20年，其间又在南非念过一段时间的大学。在加纳教书期间，他深受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思想的影响，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从1964年到1974年，穆加贝曾被白人统治者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他重视武装斗争，相信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所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是与罗得西亚白人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在后来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历次国际谈判中，他是态度最强硬的政治人物。
今天的西方媒体已把穆加贝描绘成一个如洪水猛兽的独裁者。从2001年开始，由于津政府加速推行比较激进的土地改革触动了英方利益，英津关系恶化。2002年津大选后，英国指责穆加贝的民盟政府舞弊，加大对津制裁力度，目前仍未解除。2002年后，英国主导下的英联邦决定中止津成员国资格，津政府则宣布退出英联邦。2005年1月，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在上任听证会上将津巴布韦列为全球6个“暴政前哨国家”之一，津政府拒绝这种指控。
据我观察，穆加贝这个人相当复杂。他1985年和1987年两次访华，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会面，都是我担任翻译。在另外一些国际场合我也曾经近距离观察过他。穆加贝首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憎恨殖民主义。他性格刚强、作风率直，但思想左倾。在长年的武装斗争中，他曾向他的游击队员承诺胜利后要进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独立之后的几年，他的政策还相对温和，后来越来越激进。我2002年夏天有幸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大会，穆加贝和他的仇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参加了会议，坐在一个大厅，被安排在同一个上午发言。我在现场亲眼目睹了穆加贝和布莱尔“正面冲突”的戏剧性一幕。穆加贝上台发言的时候，突然脱稿，用右手食指指着坐在前排的布莱尔首相，以愤怒激昂的语调，讲了下面这段话：
“当今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一些西方国家开口闭口什么人权民主，实际上是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我们过去就是从他们那里争取人权、争取民主，今天他们倒反过来教训我们了，真是毫无道理。我太了解这些人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首先要有土地，我们是按照法律形式，允许这些英国后裔保留一个农场，但他们要几十个。我不是夸张，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他们要继续拥有几十个农场！我们在捍卫我们的主权和独立，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我们是津巴布韦人，我们是非洲人，我们不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我们不在乎英国的制裁。布莱尔先生，请你保留你的英格兰，但也让我保留我的津巴布韦。我们不要你的一寸土地，但请你也不要夺去我们的土地。当然，我们愿意和外界友好，愿意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关系，但我们不会去祈求别人的施舍。现在关键是世界的发展模式要转变，从一切为了公司的利益转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话音未落，下面一片掌声，主要是非洲国家的代表和坐在后排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欢呼和掌声。不管穆加贝所说是否准确，任何一个对第三世界当今面临的艰难处境富有同情心的人，听完这番话是很少能不动容的。整个会议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恐怕也就是这一幕了。他一讲完，我看到在场记者们的摄像机镜头几乎同时转向了坐在后面几排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布莱尔倒是神情依旧，不失风度。他随后上台讲话，没有正面回应穆加贝的指控，而只谈会议的主题“可持续发展”问题。
津巴布韦的困境，乃至不少摆脱殖民统治非洲国家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都来自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非洲人民对西方长期奉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义愤填膺；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这些白人已经是几代人生活在这里，也把自己看成是当地人了。我后来两次去过津巴布韦，一次是1986年陪李鹏访问非洲四国时路过哈拉雷，另一次是1995年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总的感觉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而到了2007年，竟出现了上百万人生活在饥饿之中。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不一样。白人农场主在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实际上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他们从事的是现代农业，掌握了现代技术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穆加贝把白人的农场主赶走了，他的老游击队员虽然出了一口气，但这也赶走了哪些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和销售渠道的人。津巴布韦今天的通货膨胀率居世界第一，在百分之三千以上，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七十，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这当中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英国没有兑现其承诺和西方制裁等原因，但穆加贝过激的政策恐怕是主要原因。
坦桑尼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鲁恩邦加先生曾是我的学生，他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90年代中期，穆加贝曾邀请坦桑尼亚经济专家访问津巴布韦，研究该国的土地改革问题。鲁恩邦加代表专家组当面向穆加贝汇报过他们的看法：白人农场主在津巴布韦已经形成了产业配套和规模经营，从良种培育，到饲料加工，到市场销售都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专家组建议穆加贝土改时考虑这些因素。但当时穆加贝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意见，但我们最终还是要按津巴布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鲁恩邦加大使一次在课堂上听我介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之后，说中国的“三个代表”理论对非洲的现代化也许有一定的启发，“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和先进的生产力作对。穆加贝与之作对，导致了今天的困难局面”，我颇为欣赏他的见解。
在我和穆加贝私下的接触中，他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1963年他创立了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任总书记，并从70年代开始打响了反对白人政权的武装斗争的枪声。他也参加了关于津巴布韦独立问题的国际谈判。可以说是一位在监狱、战场和谈判桌上都和白人，特别是和英国人打过长期交道的政治人物。一次从北京钓鱼台去机场的路上，他对我说：“我在白人的监狱里自学过伦敦大学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函授课程，后来与英国人打交道时，这些知识都派上了用场”，但他又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不如我后来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多”。“我对英国人是太了解了”成了穆加贝的口头禅。
（三）
1985年8月28日，天气炎热。我随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员于上午9点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福建厅是一个历史沉淀颇深的地方。1971年9月12日，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指挥处理林彪叛逃这一突发事件。整个80年代，邓小平会见外宾几乎都在这个大厅里进行。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也是在这里会见了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实现了历史性的国共和解。这天，福建厅正面墙上挂着《武夷之春》日光岩巨画，一派浓浓的八闽风情，宾主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绽开的郁金香，像是画龙点睛，使得偌大的会议厅获得了一种灵气。
邓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刚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刚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不久，避暑期间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脸晒得黝黑。邓走路平稳，身板笔直，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高寿。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邓先与吴学谦外长握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觉得邓的手很软。我和邓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邓停驻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邓微笑点头。
霞飞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时的路名，也是整个法租界乃至整个上海最有名的商业街。我小时候家里住的地方离淮海路不远，经常听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飞路。邓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曾在上海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可谓出生入死。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而作为秘书长，他则要把所有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地址和电话都记在脑子里。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他一生中两次最大的历险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巡捕得知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的住处，要来搜查， “在家里的同志得到情报赶紧搬家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
邓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张锡瑗是他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也是地下党的战友。但不幸的是，张锡瑗因难产在上海去世。邓当时正在上海向中央汇报他在广西领导起义的工作，竟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的尸体，就匆匆赶回广西了。 直到1949年解放，邓小平进城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把她的遗骨重新装入小棺，迁入龙华公墓。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对自己年轻时呆过的地方留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恐怕晚年的邓喜欢到上海过春节也和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也多次去过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逗留过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广场、里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邓小平之所以能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一定与他早年在巴黎、里昂、上海这些大都市闯荡过有关。一个从16岁到26岁的年轻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里，闯荡在国际大都市。当时的邓可谓一贫如洗，大城市的浮华势利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但城市体现的毕竟是另外一种文明。我总觉得邓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怀有某种“城市情怀”的人。如果说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的话，那么邓小平年轻时的城市经历使他与众不同，使他获得了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杰出领导人的一些难得素质。
邓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但没有架子的长者。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角度。
邓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好”，邓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对吴外长说。邓讲话声音底气很足，声音很响，好像不用话筒都可以传很远，这说明他身体尚好。但也可能与他耳背有关系。听力不好的人，讲话声音往往都比较响。
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给每人都递上一块热毛巾。邓小平用双手把热毛巾打开，擦了一下脸，然后再把毛巾对折，擦了一下额头，再放回碟子。他从茶几上拿起火柴，划了两下，点燃了他的特制熊猫牌香烟。邓轻轻地吐了一口烟，淡淡的一缕白烟徐徐上升，绕过他整齐乌黑的头发，从我眼前慢慢晃过，又转了几圈，消失在福建厅偌大的空间里，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亲历的另外一段插曲。
这一年5月，我参与接待了访华的丹麦前首相保罗 • 哈特林。吴学谦外长在钓鱼台宴请他。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邓小平吸烟上。哈特林说：1974年10月，他以首相的身份访华，见了邓小平。邓一坐下就拿着自己的熊猫烟，问他是否抽烟，他说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时主动插话：“我丈夫虽然不抽烟，但他喝酒”，邓听了大笑，说，“我是两个都做，烟也抽，酒也喝，但身体好像还可以”。哈特林很认真地对吴外长说：“我今天还记得邓小平讲这番话时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吴外长一边笑，一边进一步发挥，追问哈特林：“你知道邓主任为什么这么自豪吗？”哈特林摇头。吴说，“告诉你一个机密：我们有个说法，只抽烟不喝酒，只是一般的爱国，既抽烟又喝酒，是真正地爱国，因为国家烟酒征税征得最高”，宾主大笑。
（四）
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我是第一次见到部长给邓小平汇报，吴和周两人在邓面前没有拘束，双方有问有答，非常自然。因为邓听力不好，他们有些话得讲两遍。邓问吴外长，穆加贝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吗？吴说，不是，现在还是印度。邓说：“对，对，我搞错了”。我曾听到毛泽东原来的秘书李锐说过：1957年之后毛很难再听到不同意见。毛成了神，其他领导人几乎都先从秘书这儿打听毛对某个问题的看法，然后才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从我今天的观察来看，邓是个人，不是神，他听别人的介绍，并简要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错了，就说“我搞错了”。邓对吴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当时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的材料是浓缩了的大字本。邓问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牢骚”。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接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的谈话纪录，熟悉邓的讲话风格和潜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问吴学谦，“他和赵紫阳总理谈的怎么样 ? ”吴说，“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问“我们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供给非洲许多援助，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最终效果欠佳。
邓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抓住了关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这次来华访问之前，穆加贝刚在国内赢了7月举行的大选，竞选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增加朝一党制方向的政治突破” 。邓从1981年和穆加贝的接触中，了解了穆加贝的左倾和激进，所以在1981年的谈话中就已经提醒他注意中国自己因左倾而蒙受的巨大灾难。
邓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邓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厅的另一端，显得凝重，邓在思考。这个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是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老过提前一天给住在钓鱼台8号楼的我打来了电话，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怯场。第二，要翻得准。第三，声音要响。我的心理素质还算可以，很少怯场，反倒是有一点儿微微的兴奋，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凭自己两年来替其他领导人做翻译的经验，我知道这种临场感觉和状态是对的，这种感觉有利于口译的正常发挥。做过口译的人都知道，口译既是技能，也是艺术，有点像演员在舞台上和运动员在竞技场上那样，临场状态往往是决定水平发挥的最重要因素。
（五）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吴明廉接到了客人抵达的电话，走到邓面前轻声地说：“客人来了”。邓把手中的烟在烟缸里压灭，站起身正要走，细心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发现邓小平的一缕头发滑了下来，赶上前，从自己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邓把头发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邓大人的头顶上轻轻地压了一下，把头发压住。邓笑了，说：“你心很细喔”。然后就走向福建厅门口，站在屏风旁边等候穆加贝的到来。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拥抱，邓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面”。穆加贝说：“您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见面时一样健康”。邓摆摆右手，“马马虎虎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笑着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用右手食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邓意思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
邓接着说，“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大笑。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透视出红军将士置生死于不顾的一种洒脱。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死，就互相开玩笑地问：“你丢了哪个零件？”后来看了电视连续剧《亮剑》，其中主要人物受伤之后的对话也用这个比方，大概印证了这个典故的出处。邓的轻松调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态的年轻和对生活的洒脱态度。
邓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想起来，邓的这个谈话包含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断今后中国的政治走向都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准确地了解中津关系以及整个中非关系也有帮助。
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底完成，与朝鲜战争几乎同时进行。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使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三亿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这个过程不无血腥，不无暴力，但从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视角，这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直到十年文革灾难之后人们重新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还是坚持说：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这项功劳，“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
邓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倒是毛泽东曾做过一个准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当的援助，包括帮助兴建156个大型项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我后来查了一些材料，刚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就被要求加入合作社，至1956年底，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公私合营也汹涌澎湃地进行。我曾和一位1949年前当过老板的上海邻居聊过，他坦率地说：“那个时候，白天在外面敲锣打鼓，晚上回到家抱头痛哭”。但是与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全部没收私有财产相比，与后来毛泽东推行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相比，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显得相当温和。当时政府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政策，资本家可以拿自己资产5%的红利，从1956年开始定息，七年不变。我这位邻居，到了60年代还天天喝咖啡，家中还有一辆摩托车，他念高中的孩子天天骑，我们好是羡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辆摩托车给红卫兵砸了。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1957年。在邓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这段历史，邓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专门提到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还确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对这个提法也一贯赞成。八大还修改了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提法实际上是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专门设计的，但从1957年开始的一系列发展，使中国这辆快速行驶的列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邓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份了。”（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下子就把那些响应号召，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蒙了。据统计，前后被划成右派的约55万人，绝大部分都是秉持善意给共产党提出一些意见的人，虽然后来他们绝大多数都获得了平反，但这场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
邓接着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一个多月时间内，农村的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推行准军事化的管理，过集体化的生活，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但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头脑发热和毛泽东不完全一样，文革时候一个批邓的材料透露过：邓小平在动员大家参加大跃进时这样说过，我们的女同志很快都可以抹口红，穿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邓的“城市情怀”可见一斑，这是毛泽东所没有的。
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穆加贝听得很认真。这使我想起念中学的时候，学校曾邀请过一位目不识丁的公社老大爷来做忆苦思甜报告，他说着说着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了起来，“我父亲1960年饿死了”。老师提醒他“是1940年吧”？他摇摇头，“不，不，是1960年”。那是一种何等疯狂的年代呀！
穆加贝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老人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实际上，这段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比较务实的中共领导人正全力以赴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努力也埋下了毛泽东对他们不满的种子。英国前驻华大使伊文思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邓小平参加锡兰（后改为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庆祝活动，锡兰大使向邓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近况，邓不无高兴地说：“老人家最近一直在山上修改自己的诗词”。大使对这番话的解读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把事情搞糟了，现在由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来收拾残局。因为暂时没有毛的干预，他们反而干得心情比较舒畅。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是在那个时候说的，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摆脱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紧箍咒，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做翻译，听她谈过这段经历。她说：毛主席经常是这样的：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人刚把国民经济恢复起来，毛主席就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你们又右倾了。讲这段话时，王光美还抬起右手臂向下一甩，做了一个“击一猛掌”的手势。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那一瞬间，我感觉邓的眼光里有一种愠怒，这种愠怒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政治老人对左倾的深恶痛绝。我理解邓的这番话背后，是中国已经丧失了多少发展的机遇呀，是包括邓自己家庭在内千千万万人民所蒙受过的多少灾难呀！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心疼。邓接着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据统计，仅从1967年到1971年，北京秦城监狱直接关押的高级领导人就在500人以上。因国家主席刘少奇案件株连而定为反革命判刑的就有2万8千人。全国范围内因文革而受到直接迫害的在百万以上，间接迫害的千万以上。文革对邓小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邓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六）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 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主动地提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一九八七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在正统思想支配下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西。至今不少国人仍称这四项原则为“四根大棒”，但邓则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回头看，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也许可以归结为保持一种基本态势：既反左，也反右，走一条比较稳健的中间路线，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邓接着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说了这番话，邓又点燃了一支烟，会场有几秒钟的停顿。
邓显然是用共产党的习惯话语来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新旧体制的转换。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带领人民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发达国家也许行得通，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走不通的，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解释：在中国，没有这四条原则，就会形成亲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垮”。邓说：坚持四项原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但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80年代，邓的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都不是主流。经历过数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带来的精神创伤，广大知识界真诚盼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高举“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的大旗，一时引来多少羡慕和赞扬。1989年春天，充满爱国热情的北京学生打着“老戈你好！”、“民主-我们共同的理想”的巨大横幅，涌往天安门广场，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般，热烈地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这对邓来说，不能不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在外交部工作的人当时都清楚，正是通过邓小平的顽强坚持和中方的不懈努力，戈尔巴乔夫最终答应了邓小平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先决条件，即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军，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为此而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行动。在此之后，才有今天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学生们此时的满腔政治激情、声势浩大的游行，对戈尔巴乔夫英雄般的欢迎，实际上也把传统共产党国家转型过程中对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放在了国人眼前。当时中国许多人和整个西方都看好戈尔巴乔夫，不看好邓小平。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吊诡：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治改革非但没有产生他所预想的结果，而是导致了国家迅速解体和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尽管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至于邓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谈，缺少时代气息，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容易被人忽视的弹性空间。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先生。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讲坚持党的领导，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但反复强调马列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可以说邓小平用共产党习惯的那套话语，为中国政治今后的发展和变化预留出了相当大的创新空间。我想只要认同中国需要的是体制内的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人，迟早都会理解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良苦用心。
（七）
谈话还在进行着。
邓在谈反左不能纠正马克思主义，不能纠正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但他在点头中似乎也期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又使穆加贝感到惊讶。邓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穆加贝好像推了一下眼镜，似乎下意识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某种局促，因为穆加贝本人不久前满怀信心地提出：津巴布韦“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现在邓小平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却说出了这样坦率的话。实际上，早在1981年会见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时，邓小平就轻松地问过：“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并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说：“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接着邓又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资基础。”邓讲这番话也是一气呵成的，说明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的熟悉。我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派他去莫斯科舌战苏共理论权威苏斯洛夫时，一定也是欣赏这个小个子的思辩能力。但邓小平今天的这番话也和盘托出了他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巨大差异。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而邓小平最欣赏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富裕等于资本主义；对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意味着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邓描述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谈邓小平的改革之道：确立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发展，后内地发展；先经济改革为主，再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经验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等我译完这句话， 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有板有眼地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讲完这番话，邓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邓小平的这段名言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概念，邓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地增强和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这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视察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开玩笑地问陪同人员：你说这台设备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对凡事必先问姓“社”姓“资”的“左派”，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讽刺。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用的还是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术语，这也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术语，但实际上邓已经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他已经把中国正在进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义之内，例如，农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名义上公有、包产到户、长期不变，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集体所有制。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在谈向外国学习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先进的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大概和邓公打桥牌时喜欢精确叫牌法有共通之处。这种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的公有制概念已经包括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三资企业中有利于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成分。邓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近30年的改革，虽然两极分化的趋势明显，改革政策也有不少失误，但是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虽然一个富裕的阶层已经出现，但同时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看了哈佛大学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个民调，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腐败增加了，但同时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在中国，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是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经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些还非常严重，但中国社会还能使绝大多数人感到这种最基本的公正。从世界的角度看，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曾问过我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财税收入的大幅增加，为下一步建立一个更为富裕公平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正是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
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耐心的解释，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又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又一次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的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邓不宣扬暴力，但他的切身经历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多少混乱和动荡。在我的感觉中，邓的脑海里总是有一幅国家震荡、兵荒马乱、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的意象。我后来做过一个粗粗的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持续的太平年景最长没有超过八、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结束给国人带来无数灾难的政治动荡，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的不归之路。
回头看来，为了制止中国再次陷入混乱，邓是作了最坏打算的。我后来替邓公做翻译，几乎每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不管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不管中国的体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国今后变革还会经历多少迂回曲折，但邓小平“中国不能乱”的观点似乎已成为当今中国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 邓1992年南巡讲话时曾很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与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 “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的肺腑之言。过去的20多年里，就我自己走访过的国家中，由和平转入动荡乃至战乱的国家就有十几个：超级大国苏联瞬间四分五裂，斯里兰卡内战爆发，孟加拉国陷入动荡，尼泊尔危机四伏，黎巴嫩重陷战火，科特迪瓦冲突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火并、索马里战乱不断，一个和平繁荣的南斯拉夫瞬间分崩离析，一分为七。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沃克维奇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并为我写过一篇比较铁托和邓小平的论文，他是这样结尾的：“铁托死后，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邓小平死后，他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八）
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务实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完全抗拒资本主义中有益的东西，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拿来发展社会主义。
邓这段时间内在苏联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比较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不像后来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言必称斯大林的王明，也不像全面接受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后来至少两次听他对外宾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他对苏联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反映了邓本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邓多次说过，这以后，“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后来取新经济政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 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大人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邓一生写的东西不多，但发表的谈话很多，他对自己谈话整理出来的书面文稿看得很重。有一次我听他对外宾说，我的那个集子里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准确的表述。唯一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很多原本很生动的话语，经过秀才的润色，往往变得四平八稳，缺少了一点邓的特色。虽然整理过的东西更加完整，更加合乎语法，更加面面俱到。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那些带有邓个性的东西，那些随意的发挥，那些土话，那些不怎么规范，也不面面俱到的东西，甚至带有“这个，这个”的原汁原味。它们反而能更好的反映邓作为一个人的朴素本色。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到香港回归，邓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1点15分，穆加贝离开钓鱼台国宾馆去首都机场，坐北朝鲜的专机去平壤。坐车里只有他和我，还有司机。陪同部长杨波先去了机场等候。穆加贝拉开一点儿车上的纱窗，对我说，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能够说自己过去受到了惩罚，“这个词很重啊”，他这是指邓谈大跃进时所用的词。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个年纪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吗？我说，有一些印象，我看过自己的父母被批斗，看过海外回来的科学家扫厕所。穆加贝此时颇为感叹，看着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车辆，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中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我文革的时候也来过中国，表面上一切都是那么安宁和平静，看不出任何问题”。我隐隐地感觉到邓小平的谈话可能没有说服他。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
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内外交困的境地。从1982年起，我以各种身份，断断续续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距离观察过的中外政治领袖人物有近百人，邓小平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邓公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改变了中国，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人。我有幸在自己生命最宝贵的年华中与这个伟大的生命有所交织，感受了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睿智和勇气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随后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谨作此文以怀念这位难忘的人。
（张维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兼任教授。八十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