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30年阶层跃动：改变命运的九次机遇

在1978年前，中国人阶层身份的获得是先赋性的：工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流动处于失序的状态之中。正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所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绝，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冬天，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被关闭十多年的高考考场，迎来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时刻。而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恢复高考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几乎完全凝固的社会阶层重新获得分化与流动的生机。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挤过那道刚刚连接上的独木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觉察游戏规则变化时间的先后、手中资源占有的多少，以及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逐渐成为了塑造他们生活品质的根本因素。随着政治从社会生活缓慢抽离，个人得以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粗略说来，我们可以大致将这30年改变命运的重大机会罗列如下：

高考——1977年是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高考的大门重新开放，这仍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路径。以200 8年高考的录取率为例，最高的省份达76.8%，即使是最低的省份，也有33%。这和3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倒爷——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造就了“国际倒爷”。当年一句流行的谚语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倒爷”虽被人诟病，但在客观上融化了计划经济的坚冰。

打工潮——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最新的《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剩余劳动力10年内不会枯竭。

裁军——新中国建立后，历经十次裁军，其中1985年的百万裁军最为引人注目。

炒股——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从此股民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不同的时期上演各自的悲喜剧。

下海——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留学——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中国海归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到了1990年代后期，当代海归在创业方面开始发挥突出作用。

新经济——新经济时代，一批网络新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与之前“92派”不同，他们的企业与政商几乎毫无瓜葛。

海选——当李宇春成为超女冠军时，她不经意间完成了中国人命运改变的民主转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商业的幻象。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表现出波浪状的演进态势，每隔若干年就有一个改变，总体趋势也在与体制逐步拉开距离。然而，改革所开启的向上流动的命运之门，是否还会越开越大，或在一个阶段的阶层关系调整之后，因为既定利益阶层的阻扰，因为改革的乏力，而再度趋于封闭？当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各个求职会上不断消耗自己的青春热情，却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薪水时，或者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不再有那么确切的答案。所以，回望30年的社会流动，我们时而欢欣，时而隐忧。

倒爷

　　《中俄列车大劫案》，1995年麦当杰导演、吕良伟等主演的一部剧情片，讲述一起发生在“北京-莫斯科”这辆载满国际倒爷的列车上的大劫案。

14年折腾机场，老王心力交瘁。 图/于楚众

北京话，指倒买倒卖的人。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 ”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由此产生“国际倒爷”。

1984年的中国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在南方，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常常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北方，人们酸溜溜地说起南方：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价格双轨制下，谁能搞到批条，谁就能用价差赚到大钱，中国的首批暴发户，就是在“倒爷”中诞生。

《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 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  

关于倒爷的记录

文学：

《倒爷远征莫斯科》，谭楷著，原载《人民文学》1992年第7期，获《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报告文学奖。

电视剧：

《别了，莫斯科》，1995年周里京导演并主演的22集电视剧。

打工潮

《外来妹》

翁纯贤，第一代打工妹比起后来的农民工，在发展空间上有更多的机遇。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翁纯贤 第一代打工妹的26年

“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深圳

深圳？那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

在蛇口工业区的高楼大厦中，翁纯贤开着车穿梭在如棋盘般交错的大街小巷上，对每条路每栋建筑每块地皮的前世今生都烂熟于心。

“这是招商银行最早的总部，那是陆氏以前的工厂，后来被TCL收购了……”穿过一片1980年代的旧楼，是一栋4层的小楼，楼层中间种着翠绿的植物，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让人眼前一亮，楼下的星巴克里坐满懒洋洋的人们，“这就是我们以前凯达玩具厂的厂房，后来翻新过，现在属于招商局地产的，正准备建一个蛇口创业园，以后做办公楼。”

再转一个弯，钻进几栋旧楼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宿舍，我们是第一批住进来的人。我以前就住在门口晾着红衣服的209房，都不知道那个房间到现在住过多少打工妹。”所有景象不再“若只如初见”——第一次住进这里的时候，翁纯贤只有18岁。如今，26年过去了。

那是1982年的4月30日晚上，大巴把120名从汕头来的女孩带到了这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姐妹睁开眼一看就哭了，第三天就走掉了20多人，不到三个月，同来的120人，就剩了不到80人了。“当时周围全是杂草丛生的荒地，整个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但是，翁纯贤和她们想的不一样，“一到这里我就说，我不会离开这里的，当时汕头最好的招待所也没有这里的厂房漂亮。到处灯火通明的，好像一个新的天地一样。”

在此之前，翁纯贤刚刚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那时，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要么到生产组去工作，要么等着顶替父母的工作，她就在亲戚家的小作坊当学徒工。有一天出门，在大街上看到一张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招聘女工的启事。

“大字报上写着，香港凯达公司要在深圳蛇口开玩具厂，招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相当于香港初中文化程度)，我就是冲着香港初中文化程度这句话去的。因为我有很多亲戚在香港，舅舅姑妈的，他们都说过香港的教育水平很高，就想去试一下。那个年代还没有见过有这样招工的，也是闲着没事，就报考了，以为没有找关系走后门，肯定是没希望的。”没想到，考完试后的一天，有人敲响了她家的门，来者自称是街道办的，通知她，“你被凯达玩具厂录取了。”

家里的哥哥首先反对。在读大学的哥哥眼里，“深圳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资本家都是在剥削工人。”在香港的外婆也急忙发来电报，警告她，跟香港老板打工太辛苦了。所幸的是父母没有反对，还劝说外婆，“再怎么样也总比上山下乡好。”于是，赶不上上山下乡潮流的她，登上了另一辆向着时代大潮开去的列车。

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凯达玩具厂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翁纯贤们也成为了深圳的第一代打工妹。当时的她们被统称为 “凯达妹”。

刚到工厂的时候，管理员是香港人，不太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夹着广东话，就我一个听得懂，我给大家当翻译，他就说，你来当组长吧。”从第三天开始，翁纯贤就成了车缝组的一个小组长，每天先给组员安排工作，分配任务，同时自己也干活。到了第二年，组长不用干活了，每天就在流水线边摆个办公桌，“看她们干活，调配任务，定产量，给她们计件，发工资。”

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每个工人一天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没有完成任务不会有什么惩罚，但超额完成任务的则有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很高的，刚开始是1.5倍，后来是2倍，重大节日是3倍。”这种多劳多得的制度，在那个年代显得新奇而高效，“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抢着干活，抢着加班的，没有人的工作量不超过标准的。”

她们的收入在当时也是远高于一般人。“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翁纯贤说。

她们开始穿着香港买的衣服，流着时尚的大波浪头，成了当时的潮人。外企的工资里有30％是外汇券，她们拿着这些外汇券，为家里购置大件物品：NEC的电视机，松下的冰箱，友谊牌洗衣机，三角牌电饭煲……一年一大件，装上大箱子，背回老家。和很多同事一样，翁纯贤的家里成为老家那片儿第一个有彩电、洗衣机的人家。

1987年，翁纯贤与同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吴甦峰结婚了，并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公开售楼，在这以前，房子都是单位分配，或是租赁的。出售给职工的房子根本没有。售楼先在蛇口工业区搞实验，那时叫职工福利房。”64平米的房子，一万三千多元，首付30％，之后每个月300块左右的按揭，“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50 0左右，夫妻俩一个月的家庭收入有1000多元”，日子过得轻松快活。

同样的打工，在20年后，打工者的境遇已经截然不同。民工成了“潮”，人也就汇流进去，成了一个数字，数字后面的人变得无比的渺小和茫然。至于在深圳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再次寻求改变

2007年，当年的凯达妹组织了一次“再回首，凯达姐妹二十五周年”聚会活动，原计划来200人，没想到来了 300多人。很多昔日的凯达女工现在已成为企业家、银行行长、金融投资商或者政府官员，这让翁纯贤很感慨。

当初做出离开凯达的决定并不容易。凯达的待遇好，员工福利也不少，只是几乎天天要加班，这让她接受不了，“如果一辈子都要加班那就麻烦了。我想去读书，就一定要离开。”

在凯达的时候，工厂周围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可供消遣的玩意。翁纯贤偷偷跑到中专班去读书，那时候想读书了，因为看到很多人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出来后，都能当上单位的领导。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到了一家成立不久的南玻公司，待遇和以前差不多，关键是这里不用加班，而且这边很支持读书，“只要跟你工作有相关的，就可以去读，公司报销70％，所以，过来之后就去暨南大学的会计班读书了。”

1989年，在南玻的试用期结束后，公司准备录用她，但同时也告知一个规定：女员工刚进公司三年内不能生小孩。当时刚结婚两年的翁纯贤坚决反对这个规定，又回到了凯达。一个月后，她怀孕了。

第二年，儿子出生。按照当时的规定，翁纯贤有56天的产假。休完假回工厂的第一天，同事告诉她，国家出台了新政策，现在的产假是90天。她便直接回家，继续休假。再次回到工厂的时候，工厂领导有意见，认为她应该按照刚刚休假时的政策，56天后就回来上班，所以不给她发休假的底薪，她便把工厂告上法庭——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某种程度上，也是打工族权利意识觉醒的开始。

“当时蛇口有个职工俱乐部，有时会给打工妹放电影，有一次放电影之前，就有通告说，凯达公司的翁纯贤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要向她学习。南玻的人知道后，就说你既然跟凯达的人闹事了，就过来吧。”翁纯贤说。

这里已经不是大工地了

现在的翁纯贤依然渴望读书，喜欢考试。到了南玻集团后，正是一次内部招聘销售人员的考试，让她开始改行的。“ 我们这里是一个男工企业，女员工本来就不多，那次考试就我一个女孩子去了，结果竟然考了第一名。”她便从统计改为做销售业务。当时能生产外墙玻璃的国内只有两家，南玻是其中之一。那是供不应求的时代，很多装修公司都得来求她们供货。近 10年过去，现在的翁纯贤已经是区域销售经理，不过，压力已是今非昔比。

“前两年，感觉自己很累，很多竞争对手，就想要不给自己换一个工作，但换什么，会计吗？我一直都有会计证，虽然没有从事会计行业，但每两年都会去学习考试。但换一行，又那么生疏，隔行如隔山，还是算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坚持的结果是，翁纯贤和深圳一样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改变，同为经济特区的翁纯贤的家乡汕头，却经历了另外的发展轨迹，如同她现在回家再遇到当年的高中同学，彼此的生命轨迹都向不同的方向奔去。大部分人已经下岗，在家里过着惨淡的日子，当年那些一起来到凯达又回去的同事，大多数也不尽如人意，而这些人当时回去的原因，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的汕头有一条特殊的发家致富之路：卖批文。“很多回去卖批文的，钻政策的漏洞，赚得很多，我宿舍里五个人就我一个留下来，但她们现在都不如我了，都没有真正的发展，没发展，过了政策的时期就不好了。”

后来，这些人想再到深圳来，却发现这里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工地了，“大学生到处都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翁纯贤的哥哥也在此行列。“当时他在家乡教书，她叫他出来，一方面当时是预备党员，想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成党员了，一方面母亲身体不好，想在家里照顾母亲，就没出来了。现在，他在老家当个校长，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如深圳的一个普通老师的收入，但现在想再过来，已经很难，”翁纯贤说“1982年前后，想来深圳当老师是很容易的，只要是个大学生，绝对能找一个好单位。”

时代不同了，也回不去了。

大裁军

傅玉行、陈淑云夫妇经历了大裁军，见证了深圳的大变幻，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幸运的 图/受访者提供

《和平年代》

建国以来，中国总共进行了10次裁军。1985年5月，中国决定裁减军队员额l00万。通过“撤、并、降、交、改、理”，裁军工作顺利进行。三总部机关处以上机构减少近六分之一，人员精简一半，11个大军区合并减少为7个，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单位4054个，新组建国防大学、武警部队，整编集团军，县级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198 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万减少到323.5万，史称“百万大裁军”。

第一批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军人

当年他们千里奔赴深圳，只是因为国家的一个调令。也是因为一个命令，他们脱下军装 成为第一批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军人

这兵怎么就当黄了呢？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基建工程兵是存在最短的一个兵种。中共中央决定1966年8月1日开始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1982年撤消，只存在了16年。到1979年底，基建工程兵共辖有10个军级或相当于军级建制的指挥部、32个师级或相当于师级建制的支队、5所技术学校、150多个大队或团，总人数约50万人。

在1982年的建国后第七次大裁军中，这个兵种成建制地消失了，除了交通、水电、黄金支队移交武警系统外，剩下的几十万部队全部集体转业到地方。

任正非，华为集团的董事长就曾经是基建工程兵的一员，如果没有1982年的大裁军，也许称霸世界通讯设备行业的公司就要换了天地。

中建、中铁建这样的巨无霸级别的公司也都和这次裁军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裁撤下来的部队组建了新的建筑公司。

如果去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基建工程兵和建筑公司，你也许就会发现，原来那些现在纵横在中国大地的国有建筑公司都和这次裁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股市

你其实很难看出花荣是个有钱人 图/姜晓明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杨百万是这一阶段发财的代表。1995年，爆发了“ 3·27”国债事件，第一次有证券公司覆灭。1996、1997年,爆发了一次大的行情，崛起了以新疆德隆唐万新为首的一大批私募机构。2001-2005年，许多老牌券商、机构几乎全军覆没。2005年股改，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行情，但只有少数有经验的老股民改变了财富命运。

花荣咸鱼翻身记

这么多年，在花荣的熟人当中，“有跳楼死亡的；有坐牢的；有下落不明的；有离婚的；有在最低点时公司倒闭的；也有千万身家全亏完但大牛市又没敢做的”

本刊记者 刘欣然 发自北京

花荣的身家是用亿计算的，但是如果不说，你绝对想不到。

首先他极丑，其次他非常不修边幅，再次他偶尔还出没于公交和地铁。

股谚说，十个人炒股最终结果是一赚二平七亏。花荣是少有的在这轮牛市中改变了自己财富命运的人。他说：“我现在已经不再会为了挣一、二千万去冒险了。”

花荣是沪深股市第一代职业操盘手，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人称“不死鸟”。

中国证券投资行业是个极其毁人的行业，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豪侠英杰都随风雨飘逝，他说之所以能够“不死”，“ 那是因为以前一直没有成功过。”

九死一生

花荣炒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1年底，当时开户最少需要资金1万元，他凑了3000元和别人合伙开户，从邮市转战股市。

1993年花荣已经在证券公司工作，成为证券市场上第一批红马甲。此后花荣在中原金融租赁公司、华融信托等各种金融机构都工作过。

花荣在中租集团时就已经扬名立万，“但是立万不代表自己有钱，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一个月的工资是700 元。”

1999年“5·19”行情之后，北京的很多大户在全国各地挖人，花荣刚刚掘到了第一桶金80万，认为自己“ 不打工一两年不会饿死”，于是决定到北京独立创业。

2001年，是花荣信心最膨胀的一年。那年，在海融网和特区证券举办的机构论坛上，“基金经理不愿意说股票，证券公司的高管不敢说股票，我敢。而且是大盘高价股五粮液，五粮液也真的连续涨停，连涨10多元。”

2001年下半年，花荣重仓买了3只股票，五粮液、重庆啤酒、中成股份。其中五粮液、重庆啤酒是当时涨幅最好、最抗跌的股票，因此在最高点卖掉了，只留了一个中成股份。

不过熊市无情，从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上半年，沪指由2245点一口气跌到1500点，中成股份这一只股票，把五粮液、重庆啤酒的赢利全部赔光还不够，还贴进了本金的很大一块。而这些钱中，有券商给的融资，有朋友的钱，花荣顿觉天旋地转。

随后遇到2002年的“6·24”行情，大盘回调到1748点，被股市的残酷性震慑住的花荣极力说服合作伙伴把所有的股票逢高卖出，把所有别人的资金还掉，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写文章，说这个点位就是叫大家“一起死吧”。当时与花荣同在一个证券公司操作的其他大户几乎都没有出货，一家小券商还嘲笑花荣胆小。

所有的抛售股票和清退资金事情结束后，花荣所有的财富仅仅5万块钱，加上《淘金狐狸》的未付稿费，扣税后是7 万多元，全家没有任何薪水收入，还要支付每月几千元的房贷、几千元的房租和养活2岁的女儿。“说实话，那时我一度想到死，并且把这话跟我父亲说过。”

这个结果比起当时的投资者来讲仍然是幸运的，“6·24”行情中那些没出货的大户基本上都被消灭了。

这么多年，在花荣的熟人当中，“有跳楼死亡的；有坐牢的；有下落不明的；有离婚的；有在最低点公司倒闭的；也有千万身家全亏完但大牛市又没敢做的。”

“中小投资者处境也好不了，好多人连账户都不敢看，以致于密码忘了。那时是通杀，股票跌80％的多的是。”

花荣现在仍然不敢想，如果2002年“6·24”行情他没有抛掉全部股票的话，后面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很难说的。”他沉默半晌。

“比起绝大多数人来讲，我确实是个幸运者，挺过来了，并迎来而且抓住了大牛市机会。”

大牛市带来大财富

在本轮牛市中改变了财富命运的人，基本上都在2005年1000点左右倾家抄底，并且抓住了股改这一百年难遇的机会，花荣也不例外。

2005年中集集团的成功对花荣有重要意义，为他在全国各地积累了合作伙伴。在中集集团同期成功操作的石油济柴、长江电力这几只股票中，花荣替别人赚了很多钱，不过自己倒没有赚很多，按照5%到8%分成。

“那个时候我为自己确立了地位、争取了合作伙伴，我想我就是一分钱不要也要干。正是因为我这个策略，为大家赚了钱，也可以说我这个人在分利的时候为别人考虑得比较多，为我积累了重要的资源。05年、06年的时候很多人也做得很好、收益率很高，但是他没有获得很好的财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的跟随资金不够。”

2005年花荣把自己的房子押了80万块钱，“那个时候我个人的财富也就几百万的规模”，花荣全力以赴奋力一搏，结果“至少翻了十倍”。

花荣在自己的畅销小说《操盘手》中说：“胜利者的经验并不复杂，那就是寻找人生的关键点，并在关键时刻竭尽全力。没有决战的人生只能说是活着，不能说是生活；但人又不能始终活在决战中，风口浪尖的持续重压是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聪明人是在‘天时、地利、人和’聚集时奋勇一搏。”

但何时是“天时、地利、人和”聚集的时刻？当所有的人都看到利益的时候，利益就已经不存在了。2005年之前经历了数年的大熊市，大盘倾泻到1000点时，要么大多数人已经不敢做股票了，要么即使看到了机会也已经没有资金弹药来做了。能够意识到机会来临，敢于并且有条件为之一搏，眼光、胆略和运气缺一不可。

在2007年5月之前，花荣更多地是辅佐别人，以“军师”的身份亮相。

2007年5月股市站上4000点，沪深A股平均市盈率达到60倍，花荣解散自己的私募基金，他说：“中外历史60倍市盈率没有能站住的，我的钱也已经够规模了。”

2007年“5·30”之时，沪深股市五天跌去将近1000点，而花荣在6月5日中午投入两个亿在跌停板位置买进100只股票，下午市场强劲反弹，很多股票甚至涨停。

这一幕，花荣此后在大盘跌至4200点和3500点市场极度恐慌时都曾上演。他戏说：“我是个发股灾财的人。 ”

去年中石油上市前，花荣卖出手头股票集中申购，2007年11月5日中石油上市第一天全部抛出，顺利逃顶，此后仓位一直很轻。

2007年6月网上流传一个帖子，《中国十大操盘手》，和股市里太多的传闻或传奇一样，帖子未必有真实性和权威性，但也不全是捕风捉影。在这十大操盘手中花荣名列第六。帖子说：

“花荣曾经辅佐过多位亿万富豪，但自己一直没有成为亿万富豪。2005年参透‘盲点套利’这一中国股市的最高功夫后，花荣离开韩军(该帖中第一条好汉，花荣之前辅佐的大鳄)自创门户，虽然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韩军还是给了花荣3000万的启动资金。

“目前花荣已经成为了中国大资金稳健投机的尖端代表，在山西煤矿主、京城文体明星、归国海龟以及部分特殊行业从业者的口碑中，名气如日中天。”

将来干点什么好呢？

如果不算炒股的话，单就写作来说，本名余振华的花荣也可算是成功的。除了平时在几家媒体写专栏，2001年到 2005年的熊市中，花荣写了十几本关于炒股的“花狐狸系列”，稿费收入几百万。这些钱支撑花荣度过了长达4年的熊市。

2007年花荣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写就《操盘手》。《操盘手》至今再版十几次，花荣抽版税10％。“现在只有韩寒、郭敬明等能够抽12％版税，是最高的，据说易中天也只能抽8％。”花荣一脸得意。

《操盘手》现在酝酿改编成电视剧，出版社也追着花荣写《操盘手(2)》，但花荣拖着迟迟没有动笔。

“赚了钱以后我吃不了写作那个苦了，以前在熊市的时候，我早上6点就醒了，现在我早上一睁眼都9点了，快开盘了。”

花荣在自己的博客里也问：“股海奋斗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老花认为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做梦！第二个是实现梦！索罗斯也说：人有了自由，才可能拥有智慧；行动上没有自由的人不可能有大智慧！”

“生存自由的标准是360万，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当面骂你的领导，因为你不怕丢掉饭碗饿死了；旅行自由72 0万，可以在蒙特卡罗有理智地赌博，也可以在三亚亚龙湾躲避北京的寒冬；生命自由1080万，可以去瑞士静港中心年轻身心，就像曼德拉一样，关了几十年监狱出狱后，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可是在瑞士全面疗养后，现在90岁了仍然神采奕奕；支配自由2亿，你可以买一支模特队或足球队，如果性格活泼一些，也可以学学布兰森的生活方式；完美自由是20亿，可以随意送你希望讨好的人股票涨停板，以代替献花或放焰火，只要你高兴。”

他说：“老花今后的梦想有三：第一个是为自己的：周游世界过有意思的生活，下一个目标是人间天堂瑞士！第二个是为朋友的：帮一个年轻的孤儿成为百万富翁，帮一个有点胖的羽毛球球友买一辆宝马745，帮一个新认识的特好强的朋友进阶到支配自由；第三个是为社会的：办一个公益性的股票特训机构，帮一家足球俱乐部打一个冠军，建一座人生‘72变’ 发迹博物馆！”

说出这些，私下里花荣也曾认真地问过记者：“你说，我将来干点什么好呢？”

关于炒股者的记录

电影：《股疯》，讲述1990年代初的内地股市，主演潘虹、刘青云。

电视剧：港剧《大时代》、《坐庄》、《天道》

小说：《基金经理》、《股色股香》、《操盘手》

92派

毛振华站在他的导师董辅礽的照片旁。 图/受访者提供

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感召，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一个典型的92派

当然，在那个年代，弃官从商也是一种趋势。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财经作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他们能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样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留学

《幼童》

王辉耀始终没有放弃对开放式人生的追求 图/姜晓明

中国最早的非官派留学生是随外国传教士走出国门的。1872至1875年，大清王朝分四批共派出120名9岁至12岁的幼童留学美国，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前期，中国海归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到了1990年代后期，当代海归在创业方面开始发挥突出作用。

王辉耀 30年开放人生

“30年前这些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为什么现在成了顶尖的一批人？”

曾经的梦想

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50岁了，视力还挺好，他觉得这和他当年苦练乒乓球有关。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在成都西城区上小学的王辉耀，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当时的全民偶像是容国团、庄则栋。富有想象力的乒乓外交让这个孩子觉得，运动员之于国家的作用不可小觑，小球也能玩出大动静。

每个时代改变命运的模式不尽相同，王辉耀觉得彼时的命运改变模式较少。“不外乎是工人、农民、解放军这些身份。”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乒乓球运动员看上去更有吸引力。

乒乓之路的初探全凭王辉耀个人。他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就打球去了，这仿佛是每个成功运动员的开始。为了练力量，他拿着板砖当球拍使。王辉耀原本是个菜鸟级乒乓球爱好者，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练，到了六年级，他拿到了全校乒乓球比赛冠军。他所在的小学，更多的孩子玩的是足球，而且玩上了专业之路，因为成都西城区有足球体校。年少的王辉耀有点郁闷，西城区没有乒乓球体校。

王辉耀的乒乓球专业运动员梦想就这么悬着。同学中踢球的那几位之后还真有到四川省队成为专业足球运动员的。“ 幸亏没去踢足球，中国足球……呵呵……”王辉耀相信，如果当时他们区有个乒乓球体校，他至少能成为省队队员。

运动员梦想的彻底破灭是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来临的时候。1976年，中国的多事之秋，高中生王辉耀带着一卷铺盖、一个军用水壶和简单衣物来到一个不通公路、没有电灯和瓦房的乡村插队。

在农村里，王辉耀读的书挺多，听电台，看《参考消息》。他从书中了解到，他的四川老乡郭沫若、巴金，还有蔡元培、胡适、鲁迅、徐志摩等等，全部都是“海归”。在还是国门紧闭的中国，王辉耀对外部世界抱有期待。他曾住在猪圈旁茅草房里，作了一首《茅屋》：“茅屋四壁荡空空，又冷又湿又透风。吾身虽居寒屋里，环球风云装胸中。”

王辉耀开始自学英语，这在同学中是难得的，许多人疏于学习这门似乎不太实用的功课。他的一个期望是：“这个国家总有恢复正常的一天。”

命运的转折

1977年10月12日晚，王辉耀干完一天农活回到住处，公社广播站的大喇叭突然传来消息，被十年动乱中止的高考制度将得以恢复。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在高考前20天，觉得理科不好的王辉耀转到了文科，并且填报了英语专业。

考完后没多久，王辉耀得到通知，考生需要到30里地以外的镇上等候体检通知。等到模棱两可的通知之后，他又需要马上赶60里地去县里的医院体检。王辉耀借了辆自行车就飞踏往城里去。在县医院临近体检时，紧张得不行的王辉耀担心测出来的血压偏高，就到水龙头前灌了一肚子凉水，觉得还是紧张，又来了半瓶醋。“听说这些能降血压。”

体检完之后是英语口试，然后就是等录取通知书了。当看到许多人得到通知书之后，王辉耀开始心凉，觉得自己今年是没戏了。最终，一封来自广州外国语学院的信函送到王辉耀手中——他被录取了。狂喜的王辉耀从家里扛出破自行车，在成都的大街上一路狂奔。他觉得一个希望的出口已经被打开。

1978年入学之后，身处广州的王辉耀看到了四川老家没有的东西，广交会令他印象深刻。他是那拨最先感受到改革开放气息的大学生。1982年，王辉耀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国家对外经贸部。这又是一个处于开放前沿的部门。这里有着许多对外接触的机会。当接触的外部世界的信息增多，王辉耀感受到全方位的差距。他认为得放下手中的铁饭碗，出国留学。

通过托福考试，王辉耀获得了去往加拿大留学的机会。他将就读的专业是MBA。“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MBA，觉得能出国就不错了。”王辉耀就这么成为了中国最早出国学习MBA的留学生之一。出国在当时还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出国的闸门那时刚刚开启的，此后潮起潮落30年，到2008年，中国的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40万。

学校在多伦多，王辉耀带着锅碗瓢盆菜刀案板搭上了去往北美的飞机。“听说那边东西贵，就把能带的东西都带去了。”

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到旧金山到纽约到多伦多。到了纽约，是晚上，像是进了灯海，让王辉耀感到非常震撼。他之前看过的美妙夜色止于重庆的琵琶山公园，他认为那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夜景了。

留学的日子

在加拿大的日子，令王辉耀难忘的是鸡肉，因为鸡肉便宜，经常吃，“都吃伤了”。他当时住在大桥附近，桥上的声音24小时都不停，“但是因为很便宜，没有办法”。还有不熟悉的文化，当然也有新的见识。

加拿大校园里的课堂氛围重构了王辉耀对于课堂的感受。加拿大的课堂需要学生讨论、作报告、讲演等等，迥异于国内的填鸭式教学，“刚开始不太适应，后来慢慢习惯。”

彼时从中国大陆去加拿大留学的学生非常少。外国学生对王辉耀非常好奇。有的学生说，你的牙怎么不缺？因为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人长期缺乏营养，牙肯定不好。还有同学问，中国有飞机吗？一位同学说，能不能摸你一下？王辉耀就让这位同学摸了一下。这个外国学生兴奋地大叫，天哪，我摸了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的头。

当加拿大的暑假来临，王辉耀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正如许多电视剧和小说里描述的那样，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馆洗盘子。王辉耀不想这么干。他到图书馆查了很多有关企业的资料，包括世界500强，后来发现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某位负责人在中国香港工作过，对中国比较熟悉，他就给这位先生寄去一封信：我能帮你做点什么事吗？

有些出乎意料，对方的反应很快，王辉耀得以进入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工作。当时，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正好也在这家银行实习。“当时我们每天在同一个餐馆吃饭，还在一起聊天。”在当时的中国大陆，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李嘉诚是谁。

留学期间，在加拿大的一个论坛上，王辉耀听到加拿大城市联合会会长作的报告里提到当年夏天有个中国代表团将访问加拿大。王辉耀向会长表示，希望能加入这个团队中。会长说这个工作没钱，王辉耀说能管饭就行。

在那个夏天，王辉耀陪着这个代表团走访了加拿大的众多城市，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李岚清。

1988年，王辉耀进入加拿大最大的项目管理咨询公司SNC—兰万灵公司，在一年内升任国际市场董事经理，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

仅隔两年，王辉耀通过竞选，被加拿大魁北克政府派往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任其驻香港领事馆负责香港及中国地区事务的首席经济商务参赞，他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华裔外交官员。

30年后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王辉耀又闻到了机会的味道。1993年，他回到中国创业，所涉及项目令人眼花缭乱。最为王辉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是，1994年，他陪同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访华，说服加拿大政府支持三峡工程。“三峡工程第一笔国际融资、第一笔国际贷款、第一个工程管理合同，都是我当时负责的。”王辉耀说。

2002年，王辉耀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年，又有了2005委员会。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社团和社会活动上。

30年来，从四川到广州，从北京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到香港，最后回到北京，王辉耀的命运之旅画了一个大圈。“ 这个圆圈是开放式的，尽管遭遇过一些耽搁，经历过一些坎坷，我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开放式人生的追求。”

今年，王辉耀在他所著的《开放你的人生》里提问：“30年前这些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为什么现在成了顶尖的一批人？”

不是所有人都有跻身顶尖的机会。王辉耀除了欧美同学圈，还有其他的同学圈。2006年，王辉耀和中学同学办了一次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很多人都来了，他们当年都当过知青，许多人回成都之后成了工人，现在做着普通的工作，其中一些人下岗了。

30年不会将所有人的命运改变。

回到30年前王辉耀拿到广州外院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日子，全班50多人，他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惟一一个人。

十问王辉耀

1 这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王辉耀：关注重点的改变：从个人到社会。

2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王辉耀：改革开放，恢复高考。

3 你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王辉耀：出国留学。

4 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王辉耀：让更多的中国人开放自己的人生。

5 你最害怕什么？

王辉耀：家乡四川的大地震。

6 你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王辉耀：子女。

7 你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王辉耀：希望加强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8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王辉耀：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

9 你焦虑么？

王辉耀：焦虑环境污染。

10 你幸福么？

王辉耀：挺幸福的，人生不断突围是一种幸福。

关于留学的记录

纪录片：

《留美幼童》，总策划：钱刚；总编导：胡劲草。这部5集系列纪录片详细披露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历程。

电影：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张丽玲导演，1999年上映，是一部介绍新一代海外游子在日本求学奋斗的系列纪录片。由留日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自己集资，历时3年，亲手制作。在日本播出后，反响极大。

新经济

近年来，随着“网络股”的飙升，一些人把以信息、网络业为代表的 “高科技产业”称为“新经济”。

在中国，代表新经济的企业家们与“原罪”这两个字无缘，他们的成长更多依靠国外风险资本的“输血”，盈利模式则建立在庞大的用户群上。

马化腾的腾讯、马云的阿里巴巴、丁磊的网易，其实是从里到外都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年轻企业。

马化腾的低调与凶猛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上海

出现在上海香格里拉饭店的马化腾，身着条纹衬衫，依然是一张娃娃脸、简单秀气的发型和细边框眼镜。但早年面对媒体的那种青涩已经很难寻觅，已然一副侃侃而谈的派头。

相比于其他互联网的公司领头人，马化腾的媒体曝光率很低。公司内外对他的一致评价为“低调”。更多时候，他喜欢窝在位于深圳高新科技园南区飞亚达大厦的腾讯总部里，测试公司的产品。

这个被《时代》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之一的年轻人，为一个业界公认不能赚钱的IM创造出了新的商业模式。

在不确定中等待未来

1998年2月，马化腾和张志东开发了中文ICQ。而在此之前的1996年，4位以色列人发明了IM的鼻祖— —ICQ。

1999年11月，OICQ推出的第10个月，注册人数已经超过100万,那时候马化腾和他的团队一直贴钱在做QQ,同时做一些看不上眼的小活，赚来的钱立马花到QQ上。他们如此辛劳，只是为了让大多数网民把QQ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下来，然后再免费地使用它；为此腾讯公司还要给通讯局交上一笔数目不小的服务器托管费。

随着用户数量的攀升，马化腾想把QQ卖掉。谈了几家，因为价格问题，没谈拢。软件卖不掉，用户增长却很快，运营QQ成本越来越大，马化腾只好四处去筹钱。找银行，银行说没听说过凭“注册用户数量”可以办抵押贷款的。

没有盈利模式，只能提供免费服务。在当时的业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在互联网领域，你确实很难看得清。这个领域新到连价值规律、商业规律都是全新的甚至反传统的。”

《时代》周刊的主编沃尔特对亚马逊老板杰夫·贝索斯的评价，似乎可以拿来做一个诠释：“他(贝索斯)试图依靠增长速度，而不是利润来建构一个公司。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种理念无论是好是坏，无疑都已经改变了1999年的整个经济模式。”

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所有经营互联网的公司，包括鼎鼎大名的Yahoo、亚马逊等等都好像比赛似地比着亏钱了。

那一年，新浪的王志东、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和马化腾一样，在一种不确定中，他们坚信着未来的美好。

那时候，互联网的飓风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强劲地刮了过来，纳斯达克指数从1991年的500点，一路飙升，到1 999年12月的时候，已经逼近5000点，市场的繁荣点燃了风险投资商的热情。

2000年，马化腾拿着改了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凭着“用户数量”，从IDG和盈科数码那里，拿到了220万美元，他们分别占腾讯20%的股份。

找到盈利模式

腾讯是第一家有胆量提出要和电信运营商共同运营的.COM公司。2000年底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当时，腾讯拥有逼近亿级的互联网注册用户量，但马化腾却苦于没有收费的渠道。移动梦网通过手机代收费的“二八分账”协议( 运营商分二成、SP分八成)，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马化腾醍醐灌顶。到2001年7月，腾讯就实现了正现金流，到2001年年底，腾讯实现了1022万人民币的纯利润。而在这一年，三大门户也因为与移动的分成业务从互联网的冬天中缓过神来。

之后，马化腾开始推出QQ秀、QQ行等一些新业务。比如，偶然一次，他发现韩国推出了一种给虚拟形象穿衣服的服务，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这套东西搬到QQ上尝试。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学习，比如学新浪推短信和铃声服务、学网易推出交友业务——QQ男女、学盛大发展网络游戏等。2002年，腾讯净利润是1.44亿，比上一年增长10倍之多；2003年，腾讯净利润为3.38亿，比2002 年又翻了近一倍。

“马化腾其实就是腾讯最大的产品经理，他经常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腾讯的产品总设计师，他会试用腾讯所有的产品或服务，然后提出问题，他这方面的感觉很好，是个天才。”腾讯内部人士如此说。

2004年，腾讯奔赴香港上市。当时马化腾的账面财富是9亿多。

互联网资深人士王峻涛说：“毫无争辩的压倒性市场份额，拥有活跃用户最多的中文网上社区，做到这一切，只用了 6年。这是腾讯的光荣，也是中国网络用户的光荣。”

企鹅凶猛

至少看上去，马化腾是个非常沉稳，甚至有些沉闷的人，但他掌控的公司却表现得非常具有攻击性。腾讯的多元化历史，就是马化腾不断地给自己宣布对手的历史。

2003年，腾讯开始做门户，与新浪搜狐为敌；后来做休闲游戏和大型网游，跟陈天桥和丁磊狭路相逢；2005 年年中，腾讯又在网络拍卖和在线支付上出手，追赶马云；此后，腾讯更冲入搜索市场，为自己宣布了一个新的敌人：李彦宏。

马化腾成为行业“战争”的发起者。结果是：马化腾创立了中国三家最大的综合门户网站之一、第二大C2C网站、最大的网上休闲游戏网站。其社区服务QQ空间的活跃用户数甚至超过了Facebook。

其实在中国互联网业中，横跨多个业务线的企业不在少数，但没有一家互联网公司能在两条以上的业务线同时做到领先，腾讯是唯一的一家。

马化腾喜欢打游戏，据说还相当有天赋，是个策略玩家，即便对手拼命想阻击他，都很难奏效。酷爱武侠小说、怪招不断的马云如此形容马化腾所向披靡的攻击性，“QQ的攻击永远是悄悄的。”

当然，不管马化腾愿不愿意，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曾向他宣战。

第一个动手的是网易。2003年，网易大力推广研发多时的IM工具网易泡泡。此后不久，新浪与搜狐也进入IM 领域。接下来，网络游戏盟主陈天桥、阿里巴巴的马云也推出了自己的IM工具。

事实上，互联网巨头彼此入侵对方领地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因此，马化腾和他的帝企鹅，还要在硝烟中寻找将来

关于新经济的记录

小说：《逃往中关村》,反映计算机业内人士(IT人)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

选秀

《莱卡青蛙王子》

海选是源于北方农村的一种选举方式：由选民直接提名、确定候选人，选举村民委员会。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借用了海选这种选拔方式，极大地将这个词推广起来。另外，PK、复活等一些新词也被应用于选秀比赛中。选秀节目凭借极高人气使少数人一夜成名，引起其他媒体的仿效或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