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制度》讲稿
第二讲 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
使用班级：政治学与行政学2010（1-2）
高 岗 仓
2012.01
学习目标：
理解政治、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掌握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关系的两种模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关系的特点
教学重点：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教学难点：对比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关方面的变化特点。
计划学时：2学时
第一节 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
政治与经济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人为什么要过政治生活?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因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
这一命题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人类要过城邦生活的奥秘：（1）这是人类的社会需要使然。在各种各样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具有语言的功能，能表达思想，因而能够区分善恶、正义与非正义。（2）这是人类的本能体现。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都不足以自给生活，必须与他人共同生活，来满足彼此的需要，维持生存。这就意味着人类生来就注定要过城邦生活，因为只有在城邦中生活，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自己。
尽管亚里士多德所指明的城邦生活在范围、领域乃至内容上都无法与今天的人类政治生活相比，而且他对人类过城邦生活的原因的揭示还没有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层次，但他所揭示的人类与政治之间须臾不可分的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思想，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求人们从社会关系去理解人的本质。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生产，二是交往。生产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交往指的是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们的相互关系又受制约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
社会交往活动：
马克思的“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的论断指出了人的最根本的特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的这种社会性立基于实践活动基础上所构筑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毫无疑问，这种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人的阶级性。
社会生产活动：
为了维护现实的人的存在，人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因为人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必然通过分工的方式，结成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形成一定的群体或社会，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推断出了人类要过政治生活的客观历史必然性。
【小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物质生产活动是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出发，揭示了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关系具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就将人类要过“政治生活”的根本动因予以了正确的揭示，即人们要结成共同体，组成社会，形成国家，其原因在于要满足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不同群体、不同阶级的特定的物质利益，就必须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实现，由此形成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独特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的基本矛盾高度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如果从社会结构(指组成人类社会的要素及其联系和关系)来分析，我们可以把社会划分为两大基本的部分：
一部分为社会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基础，它是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即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个方面的总和；
另一部分为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结构，也就是上层建筑，即社会的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些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这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个部分，其中政治上层建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部分，它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政府体制、武装力量、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学说等诸多因素。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或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的辩证的关系。
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权力、阶级斗争和政治生活不是人类生活本来就有的。在原始社会中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政治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政治等上层建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到极大富裕、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的阶段，人们在对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进行改造之后，政治上层建筑将消亡。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均存在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这种政治上层建筑的形态是千差万别的，根源则在于经济基础的状况不同。
第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政治上层建筑的根本属性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可能有所不同。
第二：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受经济基础状况的制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基础的变化总会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经济基础不仅推动政治上层建筑发展，而且推动它朝一定的方向发展。
政治上层建筑虽然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反映着经济基础的要求和发展，但是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机械地、简单地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它自身也可以能动地、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反作用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政治上层建筑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它往往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并且拥有庞大的政治机器，它可以维持自己的存在，直到被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推倒为止。这种地位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可以对经济基础施加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这种反作用是对抗性的，即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处在一种对抗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发展了，生产关系变革了，但政治上层建筑依然力求维护旧的经济基础，抑制新的生产关系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层建筑便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首要的问题便是改造这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政治上层建筑。
二是这种反作用是非对抗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矛盾，但是这一矛盾已经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自我改革和调适来逐步完善。当然，如果不能适时地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和调整，政治上层建筑仍然会成为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因素。
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关系，而是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层层相关的互动关系。这一复杂、互动的矛盾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
政治上层建筑一般来说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政治上层建筑就应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紧跟着经济基础、经济条件的变革而变革，它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并与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相矛盾；
第二，政治上层建筑应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并不立刻、直接地反映生产力水平的变化。
政治上层建筑虽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和反映往往不是那么直接，而是要通过复杂和曲折的机制来反映；
第三，政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主要的决定性的反作用。
政治上层建筑在总体上受经济基础的决定，但它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无能为力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受到封建的政治外的束缚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受到资本主义的政治外壳的强制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了。在这个时候，不改造政治上层建筑，社会便不能进一步发展；
第四，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互动关系具有多层次性。
这种多层次性的矛盾运动可能是相同性质的，也可能是不同性质的。在相同性质的矛盾运动中，表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适应的过程。在不同性质的矛盾运动中，由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状况，因此，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就会呈现出多层次性，包括经济基础内部既成的、旧的和新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政治上层建筑同既成的、旧的和新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这些复杂的关系所引出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体系。
第五，政治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
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循着这条规律而运动的。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追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与演变历史的探讨。
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单个人——血缘共同体的出现——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国家的产生
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生产极其落后，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需要和种的繁衍，不得不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结成一个又一个共同体，来抵御来自自然界和其他共同体的侵扰，由此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组织，最初这种社会组织是以氏族的形式而出现的，而后是胞族、部落、部落联盟。
由于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利益差别，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组织来进行规约，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公共权力机构，这种公共权力是一种基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
这种机构 “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后来，随着世袭制的出现和战争的更加频繁，这种执行“社会职能”的机关，对社会越来越“独立化”，最终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形成国家。这是国家形成的一种途径。
恩格斯把这样形成的国家称之为“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
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这一过程有如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
恩格斯论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是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这种力量具体表现在“公共权力的设立”，而公共权力的基础则是社会经济力量。
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在欧洲历史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古代城邦的典范就是古希腊城邦，雅典又是其主要代表。
古希腊城邦的面积和人口一般都比较小，这为全体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条件。
亚里士多德“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所揭示的本质，在于城邦就是一个公民生活的全部内容，它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政治体制，社会生活就等同于政治生活。
另外，它也反映了一种伦理规范，即人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城邦的各种事务——辩论、投票、选举、担任公职等等，这些被认为是内在于人的本质的因素。
因此，古希腊人的“国家”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公民不经由任何中介而直接融人城邦的共同生活。但是，在古希腊，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不算作公民而被排斥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因而如果把一个城邦的全部人口视为一个社会的话，那么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就只能是一种虚幻了。
西欧封建社会是在蛮族南侵与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蛮族入侵既打散了罗马帝国原有的行政体系，也带来了西欧社会的分裂。封建君主以逐级分封采邑的方式，通过领主与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但是，由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自然就软弱无力。
不过，西欧封建社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些特殊传统和现象，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呈现出其独特之处：
首先，日耳曼法强调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为以后的自由主义及其对国家的抵抗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西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
其次，西欧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与王权并存的教会以及二者之间的争斗，教会的存在与活动始终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限制和挑战，教会与国家一起分享着人们的忠诚和进奉。教会因而成为与国家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也正是从教士与经院哲学家中最先出现了用人的自然权利反对王权的学说；
再次，在西欧中世纪时代，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批新兴的城市。
城市兴起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公民可以较少地受到封建国家权力的侵扰，从而过着另外一种社会与政治生活，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市民社会在封建权力结构之外逐渐发展起来。
这样，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国家权力在社会的平面上留下了随处可见的空白，但社会也同样没有对国家产生明显的依赖或控制，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比较轻松地在西欧站住脚并扩展开来。
封建专制主义是从分封制国家向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大约在17—18世纪趋于成熟)。
封建专制国家要求王权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因而它必须首先打破旧有国家与社会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且使王权在每个政治共同体内部成为没有争议的最高权威。
在封建专制国家，国家与社会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区分；与此同时，国家又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控制。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已经率先现代化了，而社会对国家进行制约的现代化则要等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逐步制度化。
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与外部环境的较大差别，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建立的国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和国家主义模式，或称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
这一模式由三个基本假设作支撑：
第一，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的评判者与追随者；
第二，由于一种社会的“先定的和谐”，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可以自动带来社会利益的发展；（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带来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成长”）
第三，由不完善的个人组成的国家也是一种不完善的机构，从而容易犯错误。由于社会必须由国家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务，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作用限制到最小程度。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经济相对落后，法德两国在实践中形成了与英美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即国家广泛介入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国家广泛参与经济生活和行使大量的社会职能；
第二，政府对于社会生活进行较多的干预。
这种国家主义的模式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控制与高度整合，社会不享有任何独立于或者对立于国家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要以牺牲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为代价。这种模式发展到极端，就成为极权主义，即国家充斥了整个社会的模式。
随着19世纪以来生产技术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自由主义模式的三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了动摇。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国家职能的广泛扩展，现代国家承担的广泛职能已经使它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组织、群体和个人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之内，改变它们的角色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现代社会处于国家迅速膨胀的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如何在国家急剧膨胀的今天保证个人与社会较高程度的独立与自主性，也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建立一种合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
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指的是像日本、韩国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与古典的自由主义国家，甚至与现代西方国家不相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其特点主要有：
第一，国家维持了高度的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
第二，国家对本国经济进行了大量的保护与扶持，其中既包括贸易方面的保护，也包括对重点支柱产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对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与经济秩序的创建与维护；
第三，国家不仅制定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而且通过产业计划以至行业计划对个别企业进行指导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当然，当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欲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就必然要求调整原先国家高度渗入社会的模式，提高社会的民主程度和增强社会自身的自主性。
政治制度是以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行使为核心内容的一套正式规则体系，它以国家的存在为载体，由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予以确认，并具体体现为一定形式的国家权力配置模式。
这种规则体系即政治制度是人类发挥其创造性并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它主要包括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为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制度。政治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动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等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
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政治制度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与国家密切相关，属于历史的范畴。
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也没有国家，所以不存在政治制度。虽然当时也有社会管理以及为人们普遍遵守的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规则或习惯，但它们不具有政治性质。进入阶级社会后，政治制度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任何政治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其性质和模式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同时，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自己赖以建立和存在的经济基础起巩固和推动或延缓发展的作用。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政治制度也必然发生变化。人类历史上先后产生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封建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不反映了这一历史规律。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展望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时指出，“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变迁
如果我们从社会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作一划分的话，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四次极富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化。
第一次是工具制造的革命，大约发生在250万年前，其结果是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脱离出来，与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是农业革命，大约发生在1万年以前，其结果是人类从自然食物中解放出来，使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为生产者，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
第三次是工业革命，大约发生在300多年前，其结果是人类从土地和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公民，使人类生产方式从手工生产变成机器生产，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
第四次是知识革命，这是目前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场最为全面、彻底的革命，其结果将使人类从机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使人类消费模式从物质消费型转向知识消费型，人类社会由此将进入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
在社会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因素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继经历了几次大的社会整体结构转型，导致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制度变迁。
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整体结构转型是由原始的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的变迁。
其整体性特征就是农业化，即首先在经济领域实现了由原始的“采集一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而农业经济则是以个体的分散劳动、土地的占有、定居生活为根本特征的。与之相适应，在政治领域必然造成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和人治化取向，在社会领域表现出强烈的等级化和封闭化特征，在文化领域则为宗教化和单一化。
人类社会的第二次整体结构转型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变迁。
其整体性特征是现代化。这一过程的根本动力在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迅速增长，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和发展。因此，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它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一中心，推动政治、法律和社会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整体性社会变迁。与第一次社会整体性结构转型相比，在政治领域实现了向民主化、法制化的转变，在经济领域实现了向工业化、自动化、商品化的发展，在社会生活领域实现了向城市化、分层化的转型，在文化领域则实现了向世俗化、理性化的转变。
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整体结构转型是由工业社会向全球知识社会的整体性变迁。
这是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场席卷全球、内容广泛、影响深刻、变革激烈、形式特殊的社会变迁。这次社会整体性结构转型是以知识革命为先导的，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全球化的兴起，因此所体现出的整体性特征也就是全球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因经济领域向知识化、智能化转变而出现的知识经济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的到来导致现有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并使财富的社会、历史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成为全球化时代中最为重要的财富。
与此相适应，在政治领域，公民的自由化程度将不断提高，政治问题将跨越国界而逐步转向国际化甚至全球化。在社会领域，学习终身化、社会学习化将得到普及。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的同时，社会各组成要素彼此间的联系与互动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一个网络化、全球化的社会将由此诞生。在文化领域，全球化的推进正在全世界形成新的文化样式，各民族文化将突破地域限制而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接受考验与评价，文化也将实现向多元化、世界化方向的转变。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因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变化，人类的政治制度设计也相应经历了不同的创新历程，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诞生了体现该时代鲜明特征的政治制度。
如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因而产生了与奴隶制经济时代相对应的奴隶制政治制度，以及与封建自然经济时代相对应的封建制政治制度；到了封建制时代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和发展，更由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推动，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要求的政治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从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作出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是取代封建主义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但它仍只不过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取代了另一种剥削制度，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得愈发不可调和且日益尖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即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和最终取得胜利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性质的前提下，对自身进行了“有限改良”，但其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其内在危机始终存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新经济”，加速推动经济全球化，由此带来了财富的不断增加，但这些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会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不论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进程如何，它最终都不可能摆脱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客观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第三节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关系的两种模式
人类历史上相继产生了奴隶制政治制度、封建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几种主要的政治制度模式。当今世界主要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两大类型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却经历了不同的路径和发展逻辑。
任何旧社会制度的死亡和新社会制度的产生，总是要经过真正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与其他阶级革命建立新社会形态和新政治制度的过程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区别在于：
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结构较为现成的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社会主义结构现成的形式没有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则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通常以夺取政权来宣告完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正是这三大区别，决定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在时间上是后者先于前者，在二者的关系上是用前者进一步促进后者的发展；
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在时间上是前者先于后者，
在二者的关系上是用前者保障后者的建立以及用后者巩固和促进前者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和发展的不同路径。
二战以后，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城市的迅速崛起、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状况，其危机日趋尖锐，从而导致了以失业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化和复杂化。
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为了给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创造一种“安定的社会条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被迫对自身进行“有限改良”，纷纷走上了“福利国家”之路，这表现在政府社会职能的管理范围逐步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公共教育、消防、交通管制、医疗、社会保险、贫困救济等等。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一方面主要体现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节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对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产生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体现在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等事业，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自身素质，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以此确保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1929-1932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有鉴于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力度。除了运用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和政策手段之外，西方国家政府还凭借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资本相结合产生的力量，运用“国有化”、“计划化”的方式来指导全国经济活动，推动或抑制资本的社会运动，以此来达到直接控制、管理和调节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目的。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
一方面努力寻找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
另一方面努力推动在私有制基础上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促成了国有制、法人所有制、社团所有制以及资本家个人所有制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
此外西方国家还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其中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在税收、福利政策、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加强国家干预等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不仅如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特别注重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以期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创新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日趋尖锐，并且表现得更加不可调和。为缓和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纷纷借助和运用国家强制力来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实行多种社会监督，对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控制或施加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以全社会的统治者的姿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超阶级”的姿态对社会进行控制，而且其控制方式更为复杂、更为巧妙，通常以纪律和规范的形式出现，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第一，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采取了民主共和制的形式，并在法治的旗帜下通过一定的民主政治程序来实现其政治统治职能。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中，由于采取了君主专制制度，政府权力完全由君主垄断，被统治阶级很难享有过问政府事务的权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宪法和法律一般都规定公民享有通过正常的民主政治程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实际上的政治不平等变得相当虚幻，但它毕竟为广大公民提供了一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
第二，政治统治职能中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加强军事力晕等内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了发展本国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道路。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些资本主义大国都在不断地调整其外交政策和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以求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便更好地为本国的政治和经济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转移国内各种矛盾和满足部分国民的心理要求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一切都昭示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1